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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莞書畫》

    學者容庚

           原名肇庚,字希白,號容齋,又號頌齋,廣東東莞人,清光緒二十年八月初六日(1894年9月5日)生,1983年3月6日逝世,享年九十。
           容庚先生是一位享譽國際的大學者,他集考古學家、語言文字學家、文物鑒藏家、書法篆刻家、教育家于一身。他強烈的愛國之心,堅持真理剛直不阿的錚錚硬骨,早已為世人傳頌;他的學術成就,在多個領域樹起了座座豐碑,為世人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
     
     
           一、容庚先生的求學之路
     
           容庚先生出身于廣東東莞一個前清書宦之家。祖父容鶴齡是同治二年(1863)進士,他“性夷曠,誘掖后進無不至,掌教龍溪書院十余年”①,復興鳳臺詩社,倡立廣行善堂。他是一位無意仕途而熱衷傳道授業、樂善好施、受人尊敬的賢者。父親名作恭,廣雅書院學生,光緒二十三年(1897)拔貢。不料就在這一年,鶴齡公遽爾逝世,給這位身體本不強壯的書生以沉重的打擊,喪父之痛以致憂傷成疾,自此長期臥病,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逝世。此時,容庚先生僅14歲。所以容庚先生的少年時代是頗為不順的。值得慶幸的是,容庚有一位賢淑堅強的母親鄧瓊宴。鄧瓊宴是鄧蓉鏡之女,鄧蓉鏡是同治十年辛未(1871)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充國史館纂修官。后出任江西督糧道,“嘗三署按察使,平反冤獄甚眾”②。服宦二十余年,儉以自處,以丁母憂歸里,即不復出。后又主掌廣雅書院四年,講道論文,培養人才不倦。平生愛收藏書籍字畫,家藏劇跡甚伙。鄧瓊宴生在這樣的家庭,雖為女性,也有機會從小熟讀詩書,剛強有志。喪夫之后,便矢志撫孤成立。鄧蓉鏡的四子鄧爾雅,也就是容庚先生的四舅,十五歲就隨父入廣雅書院讀書,專心治小學、篆刻。光緒三十四年(1908),與妻子同赴日本留學,專攻美術一年。回國后,擔任小學教員。據容庚先生《自訂年譜》載:
           1899年(己亥),延師徐曉湘秀才于家授讀四書。
           1903年(癸卯),延師張于逵秀才于家授讀《禮記》、《左傳》,并點閱《鳳洲綱鑒》。
           1905年(乙巳),入(莞城)西北隅高等小學堂讀書。
           1909年(己酉),母攜庚及弟妹至廣州啟明高等小學堂讀書,與四舅鄧爾雅同住。
           這樣,剛剛失去父親的容氏三兄弟得以跟隨四舅學習。他們兄弟所學各有偏重,容庚學金石文字之學,大弟肇新學刻印,小弟肇祖學古文。
           此后,容庚先生又先后入教忠學堂、高等師范附屬中學、東莞中學,最后于1916年5月畢業于東莞中學。因此,容庚先生以后經常戲稱自己只是一個中學生。他中學畢業的時候,已經22歲了。由于父親的早逝,家境頗為艱難,家族的文化傳承,自然給了容庚良好的影響,然逆境也為容庚提供了磨煉的機會。
           在四舅的影響下,容庚開始走上了學術研究的道路。1920年,先生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一篇談篆刻的文章,“是為文字刊行之始”③。1921年,又寫成《東莞印人傳》,并附了印譜。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書中介紹了明代的篆刻家袁登道,袁氏有《道生印譜》,是廣東地區現存的最早的印譜之一,得容先生表而出之,使這位東莞印人受到國內印壇的重視和研究”④。1922年6月,容先生與弟肇祖往北京求學,7月進入注音字母傳習所國語講習班,畢業后,報考朝陽大學,獲錄取。與此同時,容庚先生得到了一個轉變人生的機遇,7月3日,他帶著自己在東莞編纂的三冊《金文編》稿本到天津去拜謁古文字學家羅振玉。羅氏見后,大為贊賞,就寫信給北京大學著名考古學家馬衡教授,稱贊容庚先生“治古金文,可造就也”⑤。馬衡先生看到羅振玉的推薦信之后,也愛才心切,輾轉尋找,破格錄取了這個只有中學學歷的容庚到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去當研究生。從此,容庚先生就獲得了深造的機會。設使碰到的是唯學歷論者,玉璞遇不上良工,就很可能沒有日后的大學者容庚了。在研究生期間,他繼續在導師的指導下修訂《金文編》,三年而后成。又是羅振玉先生施以援手,用貽安堂的名義出版了。從此金文研究史翻開了新的一頁。也許有師德的感召,容庚先生在一生中也誘掖后進,不遺余力,帶領學生從事科學研究工作,將學生引進學術的殿堂。1929年,先生任教于燕京大學,為學校從德寶齋購得徐坊舊藏甲骨1200片,從中選出874片,墨拓以后,與學生瞿潤緡共同編成《殷契卜辭》一書,釋文則先生與商承祚、唐蘭、董作賓、魏建功等專家共同校訂,又命瞿潤緡編為文編。這種由學生直接共同參與科研項目的方法,使學生邊干邊學,得到了很好的鍛煉。1978年,“文革”動亂結束后,全國撥亂反正,高校也恢復招收研究生。先生以86歲高齡與商承祚教授共同招收古文字學研究生,原計劃只招收4名。先生看到報考者成績不錯,力主擴招,終獲學校特許。于是,六名學生有幸成了容庚先生的關門弟子。還有一件事,也頗為世人傳頌。廣州市東山區人民醫院掛號員劉翔,只有中學畢業,但酷愛古文字,時時向容庚先生請教,先生總是耐心地指導他研讀《說文解字》、摹寫《金文編》,并借書給他看。雖然劉翔第一輪沒有考上容庚先生的研究生,先生還是鼓勵他不要氣餒。結果,第二年,終于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李學勤先生的研究生。容庚先生這樣地誘掖年青人,正是承傳了羅振玉先生的不拘一格取人才的精神。
           容庚先生的求學之路雖然曲折,但也以不折不撓的精神,艱苦自學,勇于進取,終于成為了一名大學者。
     
     
           二、愛國者的情懷,心胸坦蕩的君子
     
           容庚先生畢生從事教學與學術研究,不僅在學術上贏得了學術界的高度評價,在為人道德上也作出了表率,為世人景仰。
           日本發動侵華“九一八”事變時,容庚先生正在燕京大學。他對日寇侵略我東北,而當局又采取不抵抗主義,節節敗退,感到非常氣憤。他積極支持燕京大學學生組織的抗日救國委員會,被聘為該會顧問(同受聘者還有鄭振鐸教授)。在他的指導下,編寫了一本小冊子宣傳品《九一八事變記》,分送海內外同胞以激發華僑的愛國熱忱。他又發起成立抗日十人團,聯合十大教授宣傳抗日,并主編《火把》白話小報。據《火把》第7期(1931年10月13日)刊《抗日十人團消息》報導:
           抗日十人團,系本校容庚教授所發起,已于昨日下午八時在東大地容宅召集第一團成員,討論進行辦法,尚決定誓詞,由團員簽名,茲照錄如下:
           余等誓以至誠擁護中國國土之完整,故有抗日十人團之組織。在日本軍隊未離中國疆土、賠償其所給予我國一切損失以前,凡我團員絕對不為日人利用,不應日人要求,不買賣日人貨物,并各自努力于抗日有效之種種工作。如違背此誓,甘受其他團員之嚴厲制裁,作人格破產之宣告。謹誓。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十二日
           抗日十人團第一團
           簽名(以筆劃多寡為次)
           吳文藻  吳世昌  余瑞堯  洪業  容庚  容媛  郭紹虞  蔣煥章  顧頡剛  黃子通
           又據《火把》第10期報導:
           容庚自組織抗日十人團成立第一團以來,電詢此項消息,繼續成立者甚多。皆由容庚給以第幾團號碼,以資統一。
           至《火把》第16期報導,已成立第十團。
           1936年9月,燕京大學中國教職員會成立。容庚先生與顧頡剛先生被推起草該會章程。顧頡剛先生擔任理事長。容庚先生與雷潔瓊等當選為理事。燕大中國教職員會在抗日救亡運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⑥
           據燕京大學學生周振光的回憶,當時燕京大學學生抗日救國委員會舉辦政治周會,師生均可自由參加,每周一次,聘請校內外的熱心愛國人士在禮堂作公開演講。“一向很少在公開場所作與自己研究工作無關,尤其是政治性演講的容庚老師,激于愛國義憤,應邀出席作了一次振奮人心的演講,激勵大家讀書不忘抗日救國。當容庚教授演講之日,適輪到筆者主持周會。當年他既有雍容的學者風度又有激昂慷慨的氣魄,至今記憶猶新。”⑦1950年,容庚先生在一次會議上發言,說:“我是個研究中國古銅器和文字學的人,埋頭工作,對于政治方面不大過問。但我愛我的民族,我愛我的國家,遇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我熱血沸騰起來,也曾做過了幾次搖旗吶喊的抗日工作……試拿十年前的日本和今日的美國來比較,其挑撥內戰,阻礙統一,推銷陳舊的軍械和奢侈的商品,更是一模一樣。”⑧
           先生在大是大非面前是從不含糊的。20世紀50年代,美國為首的反共勢力,籌備組織一個在印度加爾各答召開的“國際學術會議”,主題即攻擊新中國,并邀請當時任香港新亞書院院長的錢穆先生代表中國撰寫反共論文出席該會。周恩來總理囑時任中南局書記的陶鑄在廣州找人去香港勸說錢穆不要參與。陶鑄即請容庚先生擔任此事。錢穆是容先生在燕大的同事,又是先生女兒的老師。先生到香港后,由女兒出面宴請錢穆先生。舊友重逢,暢談心事。錢先生從善如流,他雖然后來參加了那次“國際學術會議”,但沒有發表攻擊新中國的言論。容先生完成了國家交給的政治任務。
           “文革”十年動亂,“言不違心,行不悖理,耿介剛直”⑨的容庚先生自然備受沖擊。開始有人想利用他的招牌,拉他來批判孔子,問他看到《光明日報》上馮友蘭的文章沒有,說連馮都批孔了,你也應該這樣。容先生嚴正回答:“馮文不像馮的手筆,論點也極謬誤……孔子死了兩千多年了,他有什么不好?批孔不如批我。”⑩有人還不死心,想威逼他寫批孔的文章,容先生憤怒地說:“民不畏死,再這樣逼我,我就跳珠江去!”在那個時代,在威逼之下,說違心話做違心事的知識分子并不罕見。像先生這樣錚錚硬骨,浩然正氣,始終心、口、行如一者是不多的。
           他尊重事實,對一些有惡行的人也不枉貶。“文革”后期,“四人幫”倒臺后,有文章說康生盜竊故宮博物館文物。先生以他曾任故宮博物館古物陳列所鑒定委員的經歷來看,認為故宮博物館的文物管理是有十分嚴格的規章制度的,不可能隨便被盜。果然后來有文件對此作了說明,說是康生曾將自己收藏的硯臺存放在故宮博物館而已。先生的老友于省吾教授曾說:“余與希白相識十載,其為人質直無城府。人有過失,每面折之……誠余之益友也。”!確為知人之言。
           先生在學術研究中也洋溢著愛國的激情。由于中國的落后,受人欺侮,造成大量古物外流,容庚先生這樣描述:
           海通以來,我國古物多增一厄。異邦豪商達官,附庸風雅,斗夸鑒藏,挾其多金,來我中土,背我法禁,蔑我輿情,巧取豪奪,擁載以去。凡名家私藏之散落者,地下故墟之發現者,歲歲流出,永不復歸。……遂使嗜古之士,于宗邦重器,希世遺文,欲一望影跡而不可得。@
           為了阻止古物外流和推進我國的文物考古工作,容庚先生倡導成立了第一個考古學社。
           “九一八”事變兩個月后,先生《秦漢金文錄》一書完成,他在序言中說:
           此書成,繼之而作《續金文編》,乃吾志也,不敢告勞。然吾之生正當甲午中日之戰,黃海海軍相遇之前,先子賦詩云:“時局正需才,生男亦壯哉。高軒一再遇,都為試啼來。”今者島夷肆虐,再入國門,余不能執干戈,衛社稷,有負祖若父之期許。“國恥未雪,何由成名”,誦李白《獨漉篇》,不知涕之何從也。“雄劍掛壁,時時龍鳴”,余寧將挾毛錐以終老邪?
           先生以一介書生,不能親赴疆場與日寇作戰,但國家的命運,時刻銘刻在心頭,他除吶喊之外,更以學術為武器,振我民族精神。當時,日本有些學者仗著國勢,也瞧不起中國的學者,有一個叫做濱田耕作的人在《泉屋清賞·總說》中,嘲笑中國的學者研究青銅器只是“依自來之傳說,比圖錄,信款識,依習慣而定其時代”。容庚先生乃憤而為編《海外吉金圖錄》,從流落到海外的銅器中,選取若干重器重加研究,以確鑿的證據,針鋒相對地指出濱田“將多數之周器屬之于漢”,把《者  鐘》的“隹戉十有九年”讀為“惟歲十有囗咊”,而不知中國學者在清末時早就識得“戉”就是“越”。由此看來,濱田也不見得高明,先生于是反譏道:“竊疑彼于吾國人著作尚未多窺,其識乃在‘比圖錄、信款識’之下。”以學術研究為武器,為中國人爭了口氣。先生在該書的序言中還說:
           民國以來,故家零落殆盡……軍閥構禍,國無寧歲。關洛之民,困于饑餓,或掘墟墓,取所藏以救死,政府莫能禁,異邦之有力者,挾其多金,來相購取。于是古器外流,遂如水之就壑……九一八之難作,乃蹶然起曰:宗邦重器,希世遺文,欲求印本而不得。人方劫掠我文物,傾覆我國家。吾不學為恥耳,乃效尾生之信,以翻印為恥乎?
           先生的慷慨激昂之言,對我們今天仍有警示的作用。
           在愛國者的行列中,先生也曾蒙受過委屈。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后,身為燕京大學教職員抗日委員會主席的容先生也曾考慮撤往大西南,但因一家八口,《商周彝器通考》一書著述甫半,書籍資料又多,以致欲行而未果。1941年12月8日,日本憲兵接收燕京大學,先生處境危殆;1942年4月,先生離開燕京大學,由北京大學聘為教授。是時北京大學的部分師生轉移到西南,加入西南聯大繼續學習,而北平的北京大學繼續在日偽統治下運作,等到抗戰勝利,西南聯大的北京大學人員復員回京,校方便以生活在日偽統治下為由,不承認留在北平學生的學籍,污稱學生為“偽學生”,老師為“偽教授”。先生乃仗義執言,寫了一封給北大校長傅斯年的公開信。信中稱在此期間,除增加日文以外,其余課程一仍其舊,并未進行奴化教育,淪陷區的人也是中國人。這封“萬言書”,雜用駢儷,陳詞慷慨,頗有駱賓王討武氏檄文的氣勢。然而先生也終因此得罪了校方,在北大不好呆了,于1946年應聘回到南方,直至終老。對此,先生是一直心存耿耿的。
     
     
           三、語言文字學家的容庚
     
           語言文字學的教學與研究是容庚先生畢生從事的事業。其成就最著者為《金文編》。
           容庚先生少年時代學習書法篆刻時,常常要用到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清代學者吳大澂的《說文古籀補》,在四舅鄧爾雅的指導下,立志研究文字之學。他感到《說文古籀補》能利用古文字材料對《說文》多所訂正,重視通假,但字為對臨,古文字字形位置多有改變,已不是古文字的原樣了;再者,內容也較駁雜。在中學畢業之后,便與弟弟容肇祖、妹妹容媛等共同策劃編纂《商周秦漢文字》一書,擬分甲文、金文、石文、磚文、陶文等大類。《金文編》便是最早著手完成的稿本。該書將金文獨立出來纂集,1925年初版,1939年第二版,1959年第三版,1985年第四版,隨著古文字材料的不斷出土,隨著學術研究的不斷深入,常編常新,一直能持續性地發展。先生經常教導他的學生搞學術研究要善于“找題目”,他的《金文編》就是找到好題目的光輝典范。
           學術研究有如積薪,要有承傳,才能后來居上。本來,羅振玉早就曾同友人蔣北斧分任校理、增補吳大澂的《說文古籀補》,后因蔣氏去世,羅本人東渡日本而擱置下來。但他仍念念不忘,“意當世之士,必有為之者”,可惜“久無所遇”。#所以他一見到容庚先生的《金文編》稿本后,便大為贊許,并提供文字資料及資金贊助其出版,“盡出所藏墨本資助之,逾年而書成,視以前之稿,尤完善中丞(吳大澂)未盡之緒,予與蔣君營之數年,潰于成者,今乃成之容君。”$
           《金文編》的初稿,現藏于中山大學中文系容庚商承祚紀念室,分正文、附錄、拾遺三冊,鄧爾雅真實地記錄了初編《金文編》時的實況,“希白鍥而不舍,日夕讎校,疊有增益,稿若牛腰”。%
           《金文編》問世之后,立即受到了學術界的高度重視,郭沫若在日本讀到1925年初版之后,即致函先生,謂《金文編》“用功之勤,究學之審,成果之卓犖,實深欽佩”。^先生在前后60年中,到第四版時,該書正編收錄單字2420個,附錄上圖形文字610個,附錄下單字741個,共計3771字。“被認為是金文形體方面唯一一部價值極高的字典,是閱讀、研究金文的必讀書,學習研究金文以及古文字者幾乎是人手一部。”&
           《金文編》對金文的確認吸收了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字形采取影摹法,避免了對臨法的筆劃位置變形,也避免了拓本剪貼法的銹花相混。
           《金文編》所倡導的字形影摹法,包含了對拓本的研究和整理,它的實用功能,是對臨法和拓本剪貼法不能代替的。
           《金文編》對單字形體的排列處置,是經過大量材料反復推敲比較,是以文字學的基本理論為根據的。對一些圖形文字,以前的學者稱之為族徽,至今也還有人附和。其實,族徽只是一種標記性符號,并不是記音、表義的文字。容庚先生對此是極為嚴格的。凡是形體準確(哪怕是圖畫性極強),在銘文中有確定的意義,有確定的讀音一概入正編,它就是一個字。那些還不能確定的就歸入附錄,闕疑待問,以待后之學者解決。這樣,凡入正編者,讀者使用時便大可放心,這就維護了該書的經典權威性。試觀有些學者在編工具書時,好將一己之見羼入全書,自矜獨創,結果魚龍混雜,謬誤迭出,每令讀者生疑,這樣就失去了“典”的作用。先生嚴謹的學風,言傳身教,也影響到他的學生。筆者作為他的研究生,在《金文編》的基礎上,以《金文編》所收字形為依據,擇取各家之說,加強了形、音、義的分析歸納,編成了《金文常用字典》*,也受到了學術界的好評。先生的學人風范,令人沾溉無窮。
           容庚先生一再強調:“至于考釋,當以識字為先。字不能識而遽加考證,正是毫厘千里。”(先生對濫用通假也不贊同,他在1975年7月27日致周法高的信中說:
           弟于金文,只注意字形之聯系,至于陰陽對轉之說,不輕于引用,如謂器乃 之初文, 從犬斤聲,古音同在文部;猥從犬畏聲,古音同在微部,猥 兩字孰為器之初文,則未可知。愚意器與 猥有何關涉而牽連及之?)
           其實對于合理的運用古音學,先生還是采納的,如先生的著名論文《鳥書考》,就采用了林澐對“鼫與”與“者旨于賜”二者之間的聲音分析。_
           容庚先生還著有《金文續編》,是《金文編》的姊妹編,成書于1935年,收錄秦漢兩代銅器上的文字。所收字與《說文》相比較,可以糾正《說文》之誤。如“飲”字,《說文》有一古文作“從今水”者,先生發現,漢代銅器上該字多簡化為“從欠從水”作“ ”,與作為涎的初文形同。揭示了漢代用字的一些實際情況,對于研究文字學上的隸變很有幫助。書中還指出了漢器中的許多假借字,如假“是”為“氏”、假“羊”為“祥”、假“央”為“殃”等。后來,山西出土的玉簡侯馬盟書中,有“麻夷非是”之語,裘錫圭先生論證該“是”即讀為“氏”,與容先生早期之研究相合。
           先生的文字學研究,是與教學緊密聯系,相互促進的。他在東莞中學任教時,就開過文字學,爾后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嶺南大學、中山大學主講文字學課程,他的文字學論著《中國文字學形篇》、《中國文字學義篇》、《甲骨學概況》,就是根據講義整理而成。形篇主要講文字學的意義、沿革、關系、研究方法,對字體的特點與演變規律,論述尤詳。義篇主要介紹“六書”的造字、訓詁、文字改革,條理明晰。至于《甲骨學概況》,先生自言,“甲骨文字為新興學問,同學屢以為問,草此答之。”+
           先生以研究古文字為主,對今文字也非常重視,1935年在燕京大學開設了“簡筆字”課程,以《平民字典》為基礎,研究漢字的簡化,然后寫定為《簡體字典》于1936年印行。20年后,其中許多字被采納于簡化漢字方案之中。
           先生早年也曾重視語法學的研究。1929年,他在《燕京學報》第6期上,發表一篇題為《周金文中所見代名詞釋例》的文章,容庚先生是利用古文字材料研究語法的先行者。另外,1935年在《考古社刊》第二期發表的《〈尚書〉中臺字新解》也是運用金文辭中臺字之用法,以推定該字在《尚書》中的涵義的。
     
     
           四、考古學家的容庚
     
           容庚先生在考古學方面的成就,不在于田野發掘,他只在北大時,由顧頡剛先生邀請他參加過西山碧云寺的發掘工作,二人合作寫了《研究所國學門調查西山陸謨克學院發見建筑物報告》。先生所作,主要在于整理研究傳世或出土的古器物資料,由是卓然成為考古學大家。
           1925年10月10日成立故宮博物院不久,1926年12月6日由內務部函聘先生為故宮博物館古物陳列所古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在參與鑒定故宮博物館的幾千件銅器之后,容庚先生便著手著述。在1927年至1931年剔偽存真先后編成《寶蘊樓彝器圖錄》、《武英殿彝器圖錄》。在這段時間內,先生還親自購買收藏青銅器,在1933年2月至8月,將自藏之器編為《頌齋吉金圖錄》,其速度是驚人的。
           《寶蘊樓彝器圖錄》二冊主要為將清代沈陽行宮所藏的798件銅器清理后所成。該批銅器在乾隆時已編入《西清續鑒乙編》,但真偽雜陳,可謂前修未備。先生從中精選92器,記其形制、大小、輕重、色彩,附以照片考釋,讀者不睹原器,也能獲得較為全面的了解。
           《武英殿彝器圖錄》二冊,是整理熱河行宮所藏銅器。這批古物,清代沒有編錄過。先生從851件中選出100件,其中不乏精品,如《頌壺》、《魚匜》、《魚盤》、《乘輿金缶》等。該書的最大貢獻,是重視了花紋的研究。先生在序言中說:“前代著書,重文字而忽視花紋,欲考圖釋者恒有無所取材之嘆,故摹拓花紋與文字并列,為著錄者開其端。”
           在此期間,他還寫了《殷周禮樂器考略》,這是由一般的個案研究上升到綜合的研究,該文為以后更深入的研究定下了框架,開辟了更為廣闊的天地。果不其然,此后一發不可遏止,經過了8年的努力,終于完成了一部劃時代的考古學力作——《商周彝器通考》,開拓了青銅器研究的新領域。
           《商周彝器通考》分為上下兩巨冊,上冊是文字部分,分上下編。上編為通論,凡十五章:
           (1)《源起》:說明彝器制作的源起。
           (2)《發掘和發現》:敘述漢代以來各次重要的發現。
           (3)《類別》:分食器、酒器、水器和雜器、樂器四類。
           (4)《時代》:內有各家考訂時代的方法,采納郭沫若的說法,分為四期:商期、西周前期、西周后期和春秋戰國期。
           (5)《銘文》:說明商周至戰國各個時代銘文的演變。
           (6)《花紋》:闡明它們的特征,加以解釋。
           (7)《鑄法》:考證前人著述,說明商代銅器的鑄造器范。
           (8)《價值》:記錄各時代古器的價值。
           (9)《去銹》:介紹去銹的各種方法。
           (10)《拓墨》:說明拓墨的技術。
           (11)《仿造》:記宋明兩代的仿造。
           (12)《辨偽》:把作偽的器分為三期,并說辨偽的方法和事例。
           (13)《銷毀》:列舉古器遭受各次大量銷毀的情況。
           (14)《收藏》:記載自宋到清各家的收藏。
           (15)《著錄》:評介自宋以來關于青銅器重要書籍57種。
           下編為分論,按銅器的用途,分為食器、酒器、水雜器、樂器四大類,每器都記錄其形制、花紋、銘文、著錄等。文內附插圖300余幅。下冊全為圖版,共1000余幅,材料豐富,征引有據,是一部概括性很強,涉及古銅器較為全面的著作,正如于省吾先生在《序》中稱譽的:
           此書之作,分章輯述,究極原委,甄錄載籍,參以己見,撣邃賾,理紛拿,辨群言之得失,成斯學之鈐鍵,洵為空前之創作、稽古之寶典矣。
           這些研究,多是根據散集的資料結合傳世文獻來進行的,其間剔偽存真、爬梳分類、探賾索隱的工夫,自可想見。該書的許多結論,一一被后來的考古發掘資料所證實。先生的研究,突破了舊金石學的框框,具備了現代考古類型學的水平。至今為止,仍是一部研究銅器學的必備之書,《商周彝器通考》是容庚先生考古學研究的一座豐碑。后來,容庚先生又指導張維持先生按照《商周彝器通考》的體系,擇選其重要內容,參考了近十幾年來有關研究青銅器的論著,重新編寫了一部《殷周青銅器通論》,1958年,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作為考古專刊之一,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先生所選取的研究項目,總是那么既有開創性,又具有可持續性。
           除了這些大型項目以外,先生還作過許多專題研究。
           有關于碑刻及畫像石方面的:如《秦始皇刻石考》(1935年)、《古石刻零拾》(1934年)、《漢武梁祠畫像錄》(1936年)。
           《秦始皇刻石考》是一篇系統研究秦始皇巡視各地所刻的《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瑯玡臺刻石》、《之罘刻石》、《東觀刻石》、《碣石刻石》、《會稽刻石》的專著。
           《古石刻零拾》是輯錄《詛楚文》、《泰山刻石》、《漢袁安碑》、《漢袁敞碑》、《魏蘇君神道》、《素下殘石》、《晉左棻墓志》,加以文字、史事考評鉤稽的論著。
           《漢武梁祠畫像錄》則是對山東武梁祠的畫像石進行文字及圖像方面的全面考證。
           這些著作,奠定了容庚先生在考古學界的重要地位。
     
     
           五、  文物鑒藏家的容庚
     
           容庚先生從小耳濡目染家傳的古代書畫,向堂叔容祖椿學畫,從二舅鄧汝霖、表兄鄧懋勛觀賞和討論書畫,從鄧爾雅學書法篆刻,在金石書畫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北上求學以后,又遇上了大收藏家羅振玉、大學問家王國維、馬衡等,眼界益廣。擔任故宮博物館古物陳列所的鑒定委員后,通過深入實踐與研究,成為文物鑒賞專家是水到渠成的事。還有更重要的原因是,那時,他看到古物的外流,非常痛心,于是用節衣縮食省下來的錢加上寫文章得來的稿費,購買一些有價值的古物。力圖以一己之力,盡力減少國寶的外流,也為自己的科學研究積累資料。1943年,更于琉璃廠張掛《頌齋鬻書約》,鬻書集資,以補搜購古物之需。他自謂“閑時挾破書游福隆寺,走廠甸海王村,不意二十年后竟收藏如此之巨”。
           容先生的收藏主要集中在青銅器、古字畫和書籍上。
           1930年,山西一位大收藏家逝世,后人擬將數百件銅器整批出售,索價萬余元。容先生當機立斷,先付定金5000元,運回北京,邀集同道選購,半數歸己。先生遂成為當時青銅器的一大藏家。所藏銅器中,先生最為得意的是晉器“欒書缶”。三晉之器,傳世甚罕,該器銘文五行四十字。錯金而成,極為精美。欒書為晉國的執政者,于晉成公四年(前587年)將中軍(擔任主將),十八年(前573年)死。先生斥3000元巨資購下。因銘文系錯金不便捶拓,乃將銘文鉤摹在一塊端石上,請著名篆刻家金禹民先生鐫刻,再拓成墨本。從此,該拓片遂與照片同時流布。先生還將自己的書房取名“晉缶廬”,請陶北溟先生寫成匾額,一直掛在自己的居室里。又刻“晉缶廬”印一方,作書時鈐于引首。先生將收藏的商周青銅器百余件,纂輯為《頌齋吉金圖錄》及《續錄》,成為研究青銅器的重要成果。
           先生收藏書畫也與眾不同。因為他有學習書畫的實踐,對古書畫的筆墨設色觀察眼光獨到,因而收獲頗豐。據先生《自傳》載,他收集明清以來書畫,得1300卷軸、冊。其最名貴者,有:
           陶齋三本之外之《華山碑》、紹興米帖行書草書各一冊,草書為清代藏家所未見;黃公望山水半幅,有惲壽平題跋;謝縉《山月亭圖卷》,程南云引首,沈度書楊萬里《山月亭記》;長六丈余之戴進《山水長卷》;林良《秋樹鳥雀軸》;沈周《蜀道圖卷》,有文彭書《蜀道難》詩;《吳門十二景詩畫冊》,有張寰、朱隆禧跋;文徵明《醉翁亭圖記卷》,有皇甫汸跋;不以畫名之陸西星《畦菜卷》;董其昌、馮起震合作之《古木竹石卷》;王鑒《仿吳鎮吳山秋霽圖大軸》;張穆《八駿圖卷》;王鑒《仿王蒙山水卷》、《仿古山水冊》;惲壽平《藕花秋雨軸》;文徵明《草書詩卷》;文彭《草書詩卷》;王寵《行書詩卷》;王世貞《行書西湖近稿詩卷》;董其昌《行書墨禪軒卷》。皆其心賞者也。……力所不能得者,則臨摹之如小兒仿本,略得形似而已。……曾以一夕之力,臨沈周《苕溪碧浪圖卷》,顧頡剛、陳寂題長歌以張之。
           先生將自己所藏之書畫選其部分編為《頌齋書畫錄》(共16家)。又為伏廬陳漢第所藏明清大家的書畫27種編為《伏廬書畫錄》。兩書合譜錄、傳記、收藏(含作品質地、尺寸、風格特征、題識)三者于一身,為編纂書畫圖錄與著錄書籍,開一范例。1950年,又撰《頌齋書畫小記》,包括所見所藏,無圖錄。此后又繼續增輯,所記皆為個人所藏,對于近世當代畫家史事,留心搜集,為時賢立傳。在“文革”十年動亂之中,雖身處逆境,仍增補不輟。全書凡150余萬字,介紹了中國古代自唐宋元明清以來直至現代書畫家八百多人。據他的女兒容璞回憶,先生無論是盛夏、嚴冬,他每天都是五點半起床,伏案于書房,不停地寫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被“四人幫”一伙點名為“反動學術權威”,白天校園內張貼著批判他的大字報,動輒開上一兩千人的批斗大會,受盡了謾罵及污辱,使他在精神上、肉體上受盡了摧殘。而當時夫人被“遣送”回鄉,子女們也都不敢回家探望他,他一個七十多歲的孤零零老人,每餐拎著飯籃到飯堂買八分錢菜、三兩米飯,夜晚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家,窗外紅衛兵在巡視,怕他經受不起這嚴酷的打擊而自尋短見,而他竟能泰然處之,在微弱的燈光下,冷靜地將這部巨著不斷補充、修改和校對。1直至1972年校對完第二稿。先生生前一直未能親睹該書出版。先生1983年逝世,直至2000年才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在省立中山圖書館的支持下,將手稿分三巨冊影印出版。捧讀巨著,字里行間,透露著先生收藏古物的熱忱與眼力、喜悅與艱辛。今略摘數句:
           六月暑假,鄰居多避暑于北戴河。而余乃于書城中伏案疾書。熏風時來,書冊作蝴蝶舞,輒閉窗拒之。憶“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帷”之句,啞然失笑,書畫錄正余之銷夏記也。2
           先生收藏不隨大流,憑自己獨特的眼光收藏那些尚不被人看重者:
           就余品評、所見彌廣,人方以大家為貴,余乃取其冷僻者;人方以有名人題跋為貴,余乃取其無題跋者。
           間有估人以為偽作,而余獨審其真,輒以精鑒自喜。3
           《頌齋書畫小記》中也有記錄鑒賞眼光提高的過程:
           余初得此冊(按:指王原祁《雜擬元四家冊》——引者),欣賞不已,以為此真筆端金剛杵也。及讀王司農題畫錄(下五)液萃冊吳越所見書畫錄(六·九一)王司農仿古巨冊總跋,較此冊僅易數字,彼冊共十二幅,各有題跋,而此冊只四幅,并無題跋。撲朔迷離,使余幾不敢言畫。陶祖光、謝稚柳以精鑒見稱于時,猶盛言此冊精絕,況淺學如余者哉。4
           有時碰到了好畫,然手中拮據,只能眼看著由能出善價者拿走,先生之遇沈周《苕溪碧浪圖》就是如此,《頌齋書畫小記》中記云: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廿二日,鑒光閣送此卷來,時已黃昏,欲留觀不可,云有顧主明晨須送去也。余曰,若然,可明晨來取。乃竭一夕之力,臨一副本,天明就寢,尚未入夢,而估人來索,乃一笑還之。自謂生平作畫之樂,未有過此者。5
           先生與估人之間的交誼,先生之愛寶如癡與睿智堅毅,躍然紙上。
           先生之收藏于朋友之間,時有物物相易的雅事。商承祚先生藏有叔龜爵一件,容先生后來也得到同銘之爵一件,思配成對,終于如愿,先生記述云:“乃向商君索讓,遂以歸余,其雅意足感也。”6
           于省吾先生原藏有攻敔王夫差劍,知容先生藏有越王劍一把,乃向先生索讓,先生割愛讓給了他。于先生得越王劍之后,高興之極,遂命其齋為“雙劍誃”。到了1937年,容先生從善齋劉體智處購得師旂鼎,于省吾先生又要求轉讓。容先生說:“必歸余故劍,鼎乃出。”于先生愛鼎心切,又將越王劍歸還容先生。學者朋友之間切磋藝術,交換藏品,相得甚樂。
           容先生之收藏決不阿私自秘,出借饋贈時有所見。
           容先生藏有王鐸《草書詩卷》,紙本高八寸,長兩丈三尺七寸。為王鐸58歲時力作。清末探花商衍鎏先生為作長跋并題卷首。而商承祚先生藏有王寵行書長卷。二人又互換所藏,交換時,容先生在卷后作了一個短跋:
           此卷如名將臨敵,駿馬勒韁,得沈雄之氣,錫永兄藏雅宜山人卷,如瑤琴罷揮,寒漪細流,得淡逸之趣。吾兩人志趣不同,如兩卷然,乃以互易,庶幾高明柔克,沉潛剛克,各有會心也。一九六一年七月容庚。7
           這分明是在談藝論道了。王雅宜長卷后為金明先生得而藏之。
           容庚先生比啟功先生年長近二十歲,可謂忘年之交。他們之間的友誼也感人至深。啟功先生嘗將自作書畫送呈容老,計有臨沈周山水卷、松泉圖軸及七言飛白聯等,容先生皆載之于《頌齋書畫小記》中。
           《頌齋書畫小記》中記載了一件感人的事:
           余去年(1972)十一月至京,得見老友啟元白先生,談書甚歡,元白欲借臨余所藏楊西亭摹古袖珍冊,余年已七十八,欲盡散所藏書畫,故允贈之。歸來掂視,仿宋元明十二家之作,尤物移人,不無眷戀。今將九閱月,不能輕諾寡信,愧對吾友,因即郵寄,書此自懺。一九七三年八月容庚。
           先生重收藏,更重誠信。而啟功先生也以德報德,在臨摹完以后,仍踐諾璧還。并附書札一通:
           借畫只圖留稿,何期解贈征驂。珍重明珠十二,拈來回向莊嚴。臨習竣工仍歸鄴架,敬題小詩,并求印可。一九七四年冬寄呈頌齋先生函丈,后學啟功。8
           這應是收藏界的一段佳話。
           容庚先生收藏了13片大片甲骨,后來捐贈給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甲骨文合集》編輯組。
           先生收藏數目最多的是金石書籍,因而顏其室曰“五千卷金石書室”,后來不斷增加,實際冊數當不止此數。其中如明嘉靖全刊宋刻《宣和博古圖》30巨冊,清光緒十四年日本銅板《西清古鑒》24冊,均為海內珍本。所收叢帖眾多,他利用這批資料,并搜集海內各處藏本,歷時30年,編成了《叢帖目》(后有專章論及)。
           容庚先生的收藏不是為了斂財升值,而是為了保護國家文物不外流,為了研究,為了供國人觀賞。到了年事已高,精力不濟了,就考慮將這些收藏捐獻給國家了。
           1936年,先生將自藏書畫16家付印,成《頌齋書畫錄》,后又編印《二王墨影》、《伏廬書畫錄》。最后集其大成,將所藏所見之書畫,編成《頌齋書畫小記》三巨冊。他對每個書畫家的生平以及書畫的內容、尺寸、裝潢、題跋、圖章、歷來收藏者、鑒定者、藝術價值都作了記錄和考證,洋洋一百五十余萬字。
           先生認為文物乃國家之公器,他從新中國成立不久起,就開始捐贈所藏了。
           1956年,毅然把自己珍藏的古銅器150多件捐給廣州市博物館。其余留下數十件銅器贈給華南師范學院作為教學標本之用。只有一件商代的斝,器真而銘為后刻作偽,一直留在家里床底下。筆者上世紀70年代末期幫先生搬家時還看到過它。
           1979年,容老將收藏的一萬多冊圖書捐贈給中山大學圖書館。
           1980年,容老將其所藏的書畫一千多件捐獻給廣州市美術館。
           容老逝世以后,其家屬又將先生收藏的一批書畫捐贈給了省立中山圖書館。
           容老捐贈的文物書畫,有的成了博物館、美術館的鎮館之寶。如《欒書缶》今藏國家博物館,《剌鼎》今藏廣東省博物館,林良《秋樹鳥雀圖》今藏于廣州博物館。
     
     
           六、容庚先生的書學研究與書法創作
     
           容庚先生從小就接受了書法的教育和訓練,在古文字學研究之余,對書學的研究與書法創作實踐也下了不少的工夫,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先生的《金文編》,首先是一部古文字學的工具書。從書法學的角度來看,它又是一部研究、考訂古代書法資料的巨著。對于古代碑刻書法資料整理,如《隸辨》整理隸書,《增訂碑別字》之于楷書,都從形體上歸類考訂,給學習書法臨摹古代碑刻的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商周金文書法資料,由于時代久遠,銹蝕、捶拓,每有駁損,給辨識帶來了很大的不便,一些不諳古文字的人,如果要臨習金文拓片,多弄不清字的本來面目,依樣畫葫蘆,往往弄錯。如果要用古文字書體創作,更多杜撰,謬誤屢見。容庚先生的《金文編》,則將金文拓片中的字逐一摹出,汰去了銹花的迷惑,考釋精審,字形準確,用筆沉穩,書風典雅,從書法的角度來看,《金文編》本身就是一部學習金文書法、篆刻的字帖。有一個例子頗能說明問題。毛公鼎銘文中有一個“馬”字,原拓上方有一小圓形銹花,以前秦文錦利用拓本編輯金文集聯時,把那個小圓圈也保留下來了。直到現在,有人在利用該書寫金文對聯時,仍將圓圈寫上去,跟著犯錯誤。《金文編》收毛公鼎此字時,就將圓圈去掉了。《金文編》是對金文書法資料的一次全面的整理,自問世以來,一直是金文形體方面唯一一部價值極高的字典。9學習金文書法者,遇到字形上的疑難問題,一查《金文編》,往往能迎刃而解。
           先生對古代書法中的幾種特殊書體,也作了精深的研究。
           中國古文字中,有一類筆劃盤旋彎曲或在筆劃首尾另飾若干彎曲線條的字,這類構型,有的是由簡化的鳥形變來,有的則不辨為何種動物之形。從漢代開始,就被稱為蟲書或鳥蟲書。對這一種書體,一直缺乏研究。1934年,容庚先生在《燕京學報》發表了《鳥書考》,首次對鳥蟲書進行了系統的探討,“開辟了依據實際文物研究這種書體的途徑”0。隨后在1935年和1938年又作了《鳥書考補正》、《鳥書三考》,1964年又總括前編,增補新例,重訂為《鳥書考》。
           《飛白考》也是先生研究“飛白”書體的集大成之作。該文從書體的開創,流傳及重要書家,詳加稽考。自此,欲知“飛白”者,一讀先生之文,幾可窺全豹。后人要超越先生,也就不容易了。
           先生1933年所編之《殷虛卜辭》三冊。在考證中,發現第229片及第230片為習刻甲骨,發現了商朝人學習書法的實物證據。這在書法史的研究上,是值得重書一筆的。
           先生1935年作的《秦始皇刻石考》,是一篇系統研究秦始皇巡視各地所刻《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瑯玡臺刻石》、《之罘刻石》、《東觀刻石》、《碣石刻石》、《會稽刻石》的專著。司馬遷《史記》又只載入六篇,獨缺《嶧山刻石》,原石傳于今的只有《瑯玡臺》一種,《泰山刻石》僅殘存數字,《之罘刻石》、《會稽刻石》又只留有仿寫的了,《東觀刻石》則完全失傳。先生之研究分為五章:一、《刻石之原理》;二、《刻石之形狀及存佚》;三、《刻辭之校釋》;四、《拓本之流傳》;五、《結論》。全文后附有各刻石著錄表及圖版18幅。對研究秦代文字,頗有參考價值。
           1934年作《古石刻零拾》,輯錄了《詛楚文》、《泰山刻石》、《漢袁安碑》、《漢袁敞碑》、《魏蘇君神道》、《素下殘石》、《晉左棻墓志》等七種拓本,辨正文字,鉤稽史事,是一篇重要的碑學研究論文。
           容庚先生一生在帖學研究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工夫,特別是在他后半生的學術生涯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
           先生對帖學的研究始于20世紀20年代。在北京供職時,得到清人沈復粲的《鳴野山房帖目》抄本。該書收錄叢帖78種,先生以為雖然訛誤甚多,但為首創。于是在它的基礎上,加以改訂增補,編成了《鳴野山房帖目校補》一卷。1941年,先生移居上斜街東莞會館。那里與琉璃廠較近,得以時時游觀選購古籍,5年間收編叢帖共達帖目159種。先生1946年南歸廣東。在50年代初北游舊地,又購得帖目100多種。此時自家所藏已達220余種。這是超過了任何一家公私收藏的。然后還陸續從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圖書館、博物館搜尋到自藏所無者,加起來共達310余種。數十年窮盡式的苦苦搜尋,廣泛地占有了歷代所刻叢帖。然后將它們分為歷代、斷代、個人、雜項、附錄五大類。每帖除錄列子目、序跋之外,還附上摹刻者小傳及各家評鑒。在備引張伯英《法帖提要》之說以后,也補以己見。該書至1964年寫成定稿,名曰《叢帖目》,前后歷時30年。資料之宏富,考證之精審,編次之明細,是帖目研究史上的高峰。先生的成就,既是空前的,也恐怕是絕后的了。因為歷經多次文化劫難,今后的研究者再也掌握不到先生那么多的資料了。
           容庚先生對于一些重要的帖刻,也曾作過專門的研究。1952年作《淳化閣法帖》考。對這本稱為“法帖之祖”的叢帖,參據有正書局《閣帖》影印本及潘氏五石山房本、顧氏玉泓館本、肅府遵訓閣本,詳細校勘,并參考諸評說,寫成是篇,分為《法帖之興起》、《閣帖之摹泐》、《各帖之真偽》、《各帖之謬誤》、《閣帖之翻刻》等五章。以考據之法,對《閣帖》的問題進行徹底的論析,全文五萬余字,成為研究古帖的典范之作。
           至于先生的書法創作,舉凡篆、隸、楷、行、草,都曾下過大的工夫。特別是金文,通過遍摹金文拓片,深獲三代金文書法之精髓。從書法的復原性傳承而言,先生應是當代最主要的金文書法大家。因另有專文論先生書法,在此不做重點論述。
     
     
           七、余論
     
           除了上述成就之外,容庚先生的學術建樹是多方面的。他早年其實很喜歡文學及民俗鄉邦文獻的考證工作。
           1925年,容先生參加過北京大學國學門風俗調查會的活動,寫過《碧霞元君廟考》,同年1月至10月,先生校閱《紅樓夢》,就《紅樓夢》的版本問題與胡適、俞平伯商榷,撰成《〈紅樓夢〉的本子問題質胡適之俞平伯先生》。1950年,先生撰成《論〈列朝詩集〉與〈明詩綜〉》這一長達三萬字的長文。學術界認為這是一篇以考據之法撰寫的文學評論。“比較二書的異同優劣,先生遍引各家評述,加以比較,材料豐贍,立論公允”,甚受學林重視。-先生還與詹安泰、吳重翰先生合作編撰了《中國文學史》(先秦兩漢部分)。先生主撰第三、第七、第十章。第三章為《文字的創造與殷周散文》。共五節:一、文字的創造與甲骨文的發現;二、從卜辭上所見看殷代的階級生活;三、卜辭和周易的文學;四、《尚書》中的殷周文告;五、西周的銅器銘文。第七章為《秦代的文學》,分秦的社會背景及文學、秦始皇刻石文兩節。從文學的角度去研究古文字材料,編入高校文學史教材,乃先生之首創。
           先生于考據金石時,旁及于載籍詩文,每有妙論。如《古石刻零拾》中之《晉左棻墓志》,本來內容很簡單,僅書卒葬年月及親屬之名。容先生的研究,除釋文以外,還考證志石之出土,聯系《晉書》左棻小傳、卒時之政變、棻之年歲、棻之親屬并述及左棻之兄左思之傳略事跡,稱左思之“子女及妻,本傳皆不載,而二女紈素、惠芳已字,則見于思之《嬌女詩》,刻畫二女嬌縱之狀,視杜甫北征歸來時,癡女狼藉畫眉、挽須問字,風趣過之。今讀此志而憶誦此詩,如二女活躍紙上”。正如張蔭麟教授所說:“信乎希白之意趣,有超乎古器物之外者也。”=
           先生很重視鄉邦文獻,書畫之外,藏有明版《白玉蟾集》、《武溪集》、《菊坡集》,清康熙版《爝火錄》以及《遍行堂集》、《翁山詩外》、晚成堂本《獨漉集》,皆為較珍貴版本。先生研究廣東文史時,經常翻閱粵人總集《廣東文獻》、《廣東文選》、《國朝詩人征略》、《廣東文征作者考》諸書。先生親自搜集研究整理明遺民嶺南張穆的《鐵橋集》,又特意撰寫了《張穆傳》一文,對張穆生平及書畫藝術作出全面評價。
           筆者有幸忝列容庚先生門墻,于1978年至1981年當古文字學研究生。見先生其人,深感其人格之偉大;讀其書,深感其學問之淵博,治學之嚴謹。要全面準確地概括先生的一生,確非不才所能。寫此文時,盡管參考了許多前輩師友的文章,仍不免掛一漏萬,深感惶悚。先生1983年仙逝時,我寫了一組挽詩,現特錄出,以寄對先師的深深懷念:
           駿馬馳驅九十年,南疆粵海北幽燕。
           雄風一代窺今古,遽爾歸山我泫然。
           四度文編翰墨香,武英寶蘊亦煌煌。
           商周彝器通考出,銅器從茲網目張。
           重重亂刧未眉摧,壯句而今有口碑。
           竹密何妨流水過,山高猶有白云飛。
           八六高齡樂育才,殷殷傳語寄情懷。
           墻頭正字應猶在,記得先生數度來。
           梓匠輪輿勸勉多,硃批手澤見良謨。
           鍥而不舍銘心骨,追驥常凌學海波。
     
    二零零六年二月于暨南大學
     
           注釋:
           見民國《東莞縣志》卷七十三《人物略》二十。
           見《頌齋自訂年譜》,《容庚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11月。
           陳永正:《容庚先生在嶺南文獻研究上的貢獻》,見《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古文字研究專號),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4頁。
           見《考古學社之成立及愿望》,《考古學社社刊》第1期,1934年。
           顧潮:《顧頡剛與容庚、容肇祖昆仲的交誼》,見東莞市政協編《容庚容肇祖學記》,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3頁。
           周振光:《容庚教授在燕大二三事》,東莞市政協編《容庚容肇祖學記》,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2頁。
           轉引自張振林《希白師治學道路初探》,見東莞市政協編《容庚容肇祖學記》,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頁。
           胡厚宣:《深切懷念容希白先生》,《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頁。
           馬國權:《容庚先生的生平和學術成就》,東莞市政協編《容庚容肇祖學記》,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頁。
           于省吾:《商周彝器通考·序》,1941年。
           羅振玉:《金文編·序》,中華書局,1985年7月版。
           《金文編·鄧爾雅序》(第一版),1925年貽安堂印行。
           曾憲通整理編注:《郭沫若書簡——致容庚》,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
           趙誠:《二十世紀金文研究述要》,書海出版社,2003年1月。
           陳初生:《金文常用字典》,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
           容庚:《清代吉金書籍述評》(下),《學術研究》1962年第3期。
           周法高:《金文詁林附錄》,第2840頁。
           《容庚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11月,第278頁。
           《嶺南學報》第七卷第2期,1947年。
           容璞:《〈頌齋書畫小記〉後記》,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
           容庚:《頌齋書畫小記·自序(一)》,1936年7月。
           容庚:《頌齋書畫小記·自序(二)》,1948年11月。
           容庚:《頌齋書畫小記》,廣東人民出版社,第381頁,王原祁條。
           容庚:《頌齋書畫小記》,廣東人民出版社,第49頁,沈周條。
           黃光武:《交流學術 保護文物——記容庚先生收藏青銅器》,東莞市政協編《容庚容肇祖學記》,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第125頁。
           容庚:《頌齋書畫小記》,廣東人民出版社,第186頁,王鐸條。
           容庚:《頌齋書畫小記》,廣東人民出版社,第391頁,楊晉條。
           趙誠:《二十世紀金文研究述要》,書海出版社,2003年1月,第364頁。
           李學勤:《曹錦炎〈鳥蟲書通考〉序》,上海書畫書畫社,1999年6月。
           馬國權:《容庚先生的生平和學術成就》,東莞市政協編《容庚容肇祖學記》,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頁。
           胡厚宣:《深切懷念容希白先生》,東莞市政協編《容庚容肇祖學記》,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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