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學”從上世紀80年代發展至今，已有20余年。它經歷過原生態的存在與發展，呈現出一個從被忽略與邊緣化到逐漸被重視并研究的客觀過程。當它重新被發現，其意義就因這種“發現”而被賦予某種獨特的意義，就有了人文價值與美學衡量。如果這個念頭符合事物發展的邏輯，隨之我們難免要問，它是在怎樣的環境中誕生的？它誕生之后經歷過怎樣的命運？它與其他品種的文學與文化現象有何異同？初識它的人是駐足凝視還是擦肩而過？等等。它的存在已成事實，它的令人注目也已擺在眼前，在這樣的前提下，評論界對它的存在采取何種態度將成為評估它存在(或存在過？)的價值的關鍵。作為中國當代一種精神支流的文化與文學現象，它終究會有一定的延續性、傳承性與影響力。如果它仍然在生長的過程中，作為批評者就更沒理由棄之而不顧。退一步講，即使它已成昨日黃花，可對之重新梳理與研究也具有相當的價值，必為日后研究20世紀末至今20余年中國社會與文化轉型歷程中的精神與文化史的考察提供重要文本資源。

       誠然，“打工文學”本身命名的合理性仍存在諸多爭議。但這并不是關鍵，命名只是確立一個符號。符號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符號之下的現象及其可能生成的意義。所以，評論界不必停留在命名問題上爭執不休。姑且就叫它“打工文學”又如何？有些學院派“正統”或主流的批評家對“打工文學”的研究不屑一顧。他們關注的是所謂的學術含金量，癡迷于少數重點作家作品的炒來炒去，青睞從故紙堆中淘出無數的現成文字并去堆砌學術的象牙塔，而對眼下的文學與文化現象漠然視之。其理由大概是認為“打工文學”的研究沒有歷史距離感，只會停留在表層吵吵嚷嚷，甚至認為這一研究是在給那些“卑賤者”的文學發放通行證，是在給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的“盲流們”(進城務工人員)樹碑立傳，或者是指責研究者容忍將數以千萬計“卑賤者”們的生活寫照去踐踏優雅的文學殿堂。明眼人可能明白，現在的學術風氣挾持了大多數學院派研究者，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逃離現實、脫離社會、缺乏社會責任感的表現，再說明白一點，是擔心對自身的學術建構不利。因為去研究有待爭議甚至是身份不明的一種文學與文化現象，將會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并難以認定為研究者的學術成果。這或許是另一種“高貴意識”與“卑賤意識”的爭鋒吧，說到底，這是一種自私的表現，是一種缺乏開創勇氣與學術短視的行為。

       “打工文學”研究者也需要必要的反思。其本身的不成熟是顯而易見的。當然，這有“打工文學”自身復雜性的一面，同時，也呈現出此方面研究捉襟見肘的窘態。比如，對“打工文學”的界定至今都難成定論。只要是打工者寫的就是“打工文學”？只要是寫打工者的就是“打工文學”？現在就是一個“打工”時代，那么一切與此相關的文學都是“打工文學”了？含混之余的結果是，“打工文學”要么不被重視，要么將它泛化到無邊無際的地步，要么是從不重視到區域性、時段性的重視，總之是一種不痛不癢的游離搖擺狀態。中國新時期以來直至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文學思潮更迭頻繁，去明確界定“打工文學”確實存在一定困難，但這是研究的起點，馬虎不得。如果一味地只是在做界定的外圍工作，“打工文學”的研究終難取得進展。這一弊端已成為“打工文學”研究的一種阻礙，值得深思。同時，這種界定工作也有迫不及待要給“打工文學”作文學史定位的急功近利的嫌疑。

       從而，“打工文學”及其研究要么被手執話語權柄的主流批評界所鄙棄，要么成為那些鼓搗“打工文學”者們的自唱自戲的寂寞自戀。平心而論，主流批評對“打工文學”現象的忽視，確實是一種缺乏才氣與勇氣的表現；另一面，隨著改革與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入發展，文學日益邊緣化也成為不可逆轉的事實，主流文壇的地位都面臨著尷尬的處境，那么打工文學又何必急欲登堂入室以求寫進文學史呢？所以，筆者認為，主流批評界的話語釋放與“打工文學”文學史定位都還有待去做更為深入的思考與研究。

       “打工文學”研究方興未艾。然而，與此相關的研究，更多的是對“打工”的研究，對其中“文學”的關注卻大有憾缺。大多數研究只是將之置于社會轉型背景之下，對其進行相關社會學、人類學層面的考察，并理所當然地以文化研究作為切入點與視角，從而對“打工文學”作宏觀的審視。這種研究本身就含有對“打工文學”的幾分否定。所以，如果真要確立“打工文學”的文學史地位，超越目前“打工文學”研究的社會學、人類學與文化視角的層面則是當務之急。這不僅需要批評家們對“打工文學”的文學性做足關注與努力，在理論上正確引導“打工文學”的良性發展，還需要“打工文學”作家們自身的理論建構與創作實踐的跟進。一句話，就是要努力提高“打工文學”文學性的開掘與審美特質的探求。無論是“打工文學”作家還是“打工文學”研究者，必須反思“打工文學”，不要帶著“席勒式”的眼光來要求與看待“打工文學”。研究到位的最終結果是，“打工文學”將會成為一個獨特的文學品種，而不僅僅被看做社會學研究的旁門文本；“打工文學”中的人物也不會莫名成為人類學研究范疇中的“他者”形象。以后的研究，如果偏重“文學性”而不是一味緊盯“打工”，那么“打工文學”或許會有另一番前途，也不至于淪為眾口一詞的中國轉型期的“底層”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