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放恣肆的言語風景

——我讀長篇小說《祖》

 

雷 達

 

       《祖》是一部面目獨異的長篇小說。作者胡海洋用了一種看似散漫的、東奔西突的敘事話語，漸次打開主人公卓逸之的心靈之門，成長之路，其間又穿插卓氏家族的傳奇歷史和縱橫繚亂的政治風云，讀來時時感到一顆怦怦然躍動的、焦灼萬分的探尋之心——探尋生命之根，欲望之謎，人生之幻變。

       對我而言，讀《祖》的過程，并不是一個輕松自如的過程，而是一次艱難的行走。我不否認《祖》有雅俗共賞的表象，但要完全進入這部小說并隨著作者一起思考又非常之難，因為它是非常規的，匪夷所思的，動蕩不安的。由于作者的敘事穿來而又插去，自由往返于時空之中，故而要解讀這部作品，首先得將其敘事線索理順溜了，還原其家族歷史和個人歷史的順序。

       小說取名“祖”，首先令人想到人的本源之所在。祖，既是陽根之喻，又是祖先之稱。在這部小說里，遠至數百年前的家族歷史，近至一個世紀的慘烈往事，以及個人成長的種種痛苦記憶，皆通過“祖”這一主軸緊緊糅合在一起。小說以卓逸之的視角展開，處處有讓人意想不到的幻景。開篇是以嬰兒卓逸之的視角敘述的：他醒來的時候，發現眼前竟然“吊兒郎當地懸掛著一串串形形色色的奶”。后來他才知道，這些女人身上獨有的東西，其實就是溫柔的乳房。……他是個敏感的孩子，感官早熟。他的眼睛似乎能穿墻過壁，也似乎能穿透古今。作者在不經意間拉開了卓仁堂這道特殊背景的大幕，并且用重墨繪染出了“祖”的掛屏：書房內，那幅比他還高還霸道的擘窠中堂掛屏——《祖》，就像多年后他看到的米開朗琪羅的《大衛》一樣，身體裸裎裼袒，生殖器像一朵盛開的倒掛金鐘花兒一樣垂吊在兩腿之間，顯得既雄強而又美麗。面對著溫柔的乳房，這個小小的嬰兒竟然“含著一根指頭，叉著開襠褲，小雞雞像泥鰍一樣鉆了出來”。

       卓逸之就出生在“卓仁堂”——一個特殊的中醫世家，“祖”是卓家世代行醫的一塊招牌。這也是小說《祖》的獨特所在，它幾乎熔進了傳奇與現實、傳統與現代、傳說與異秉等等對立因素，讓它們在一部作品中對立卻又并行。小說對于卓氏家族“祖”的來歷進行了一番傳奇式的介紹。作者用了“話說”——小說家言的方法告訴我們，卓家的老祖宗在香爐峰下因機緣巧合而遇到了李時珍，李時珍又授予卓家以神功，于是，卓家世代行醫就有了底氣。這一段描寫既屬于“話說”之辭，也便有了任情書寫的自由。作者的筆鋒常與武俠小說頗為相似，尤其是李時珍傳授神功的情狀：李時珍見卓仁乃忠厚之人，沉吟再三，終于將這功夫傳給了他。先生道，此功謂之——祖，亦叫鐵襠神功。幽幽萬事，唯此為大。祖，乃生命之旗幟，創造之力源；旗幟倒了，生命也就行將就木矣……李時珍一時興起，潑墨揮毫，大書一狂“祖”，授予卓仁……于是，“祖”，也就是“性”，成為作者穿越歷史和現實的獨特媒介和利器，“祖”的意象遂充斥于整部小說之中，不可或缺。《祖》中的人物，都無一例外地與性有密切關聯，事實上這也是作者對人性的隱喻，當卓氏家族的人面對自己生命中至關重要的時刻，“祖”總會從天而降，一次又一次地閃現，一次又一次地化險為夷。

       然而，卓氏家族的最終衰敗卻是在卓逸之的父親卓文西這一代手里。他不但沒有繼承家族世襲的中醫，而且，在一個動蕩的年代幾近喪失了自己的尊嚴和人格，對自己的子女也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這導致了卓逸之的早熟和成年之后責任心的缺失。小說有關這些情事的描寫中最難忘的是小兔子的自殺。作為一個孩童，小兔子缺乏父愛，而且因為父母親的事想到了自殺，作者這樣寫道：“小兔子想呀想呀終于想通了，他媽的既然要死何不死得干凈一點利索一點呢，起碼也該留下一具全尸吧？”然后，小兔子就實施了他的電死自己的計劃，這計劃失敗后，家里竟然沒人知道，也沒有人過問。作者還說：“小兔子小小的年紀學會了自殺，全賴卓文西無量的功德。”這功德就是卓文西無節制的性沖動和性行為。卓文西的后半生，竟然發展到了和自己的兒媳發生性關系的可怕地步，以至于他死后，子女們沒有過多悲傷。

       有一點必須指出，作者并不是把性孤立化和夸大化，為寫性而寫性，而是在以性為線索，表達出一種對于傳統文化的焦慮和對于人之存在的探究。作者仿佛根本不想回避人性之惡，每每將人性的善惡和盤托出。在卓逸之的成長過程中，周遭社會一直在變化，期間又經歷了一場浩劫，傳統的禮樂綱常喪失殆盡，幾乎出現了一個多種欲望之流泛濫成的海洋。“卓仁堂”之所以擁有聲譽，主要是因為卓氏祖先醫治好了一個患麻風病的女性；卓氏世代相傳的來自名醫的“祖”，主要是展現的男性的蓬勃的活力，但至卓文西一代，男性的剛健的力量似乎只剩下一點性的能力，對人類的關愛與濟世懸壺的傳統蕩然無存，至卓逸之之時，連性的力量也沒有了，他的內心主要汲取的是兩個女性的力量，她們就是靈秀和畢碧。《祖》中，惟有這兩個純潔秀美的女性卓然獨立于濁世之外，但是，她們共同的命運卻是過早的夭亡。作者的焦灼與無奈隨處可見，比如，在對李時珍授予“老老老老卓仁”神功的傳說進行了一番充滿激情的敘述之后，作者又進行了一種對現代人精神矮化的質疑，他說：“民間之事，誰又能說得清呢？”所以，卓仁之“仁”仿佛一個業已消逝的傳說，與它一起消逝的，還有人性的善與正義。

       由于這部作品是作者醞釀多年之作，家族與個人的痛切記憶無法忘卻，小說便像壅堵的洪水沖開了閘門一樣，以一種狂放恣肆的雜語文體呈現出來，時空打通，切換自如，場景閃回，議論風生，構成小說特有的言語風景。小說的敘述視角無時不在變化之中，卓逸之的體驗乃至稱呼也無時不變，同樣的事件由同樣的人物在不同時間里的作為也在變化，而唯一不變的，則是對傳統文化精華消逝的焦慮、對人之存在本源的探尋、對人性之善惡的拷問。這些都在作品里打下深深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