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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工文學的整體觀察》導論

           “打工文學”在當代中國的興起有著復雜的社會文化與文學自身的原因,對它的發生、發展、提升乃至演變都應該有更多的辨析。“打工”與“文學”連在一起,構成了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場域,具有闊大的思想容量、觀念張力和闡釋彈性。“打工文學”不僅是文學現象,也是社會現象,不僅包含著作家們的自我意識覺醒,也包含著某種社會意識的形成和擴展。“打工文學”有自己產生的根據、特征與種種不同的精神向度,它對于生活經驗的表述暴露出多方面的復雜性。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嘗試運用不同的理論系統和批評方式,從不同的角度考察“打工文學”,將研究對象置于廣闊開放的批評視野,意在提供一種差異性及其造成的潛對話,揭示“打工文學”可能的審美維度和精神縱深。“打工文學”是一個多面的存在,對它的研究不是一塊封閉的領地,即使具體到某一位作家某一文本的寫作也很復雜,也有很多的向度與可能性。建構“打工文學”的理論詮釋體系,需要靈活多元的研究方法,需要一種科際互動的開放視域和整體觀察,需要一種難以歸類又有活力的“整體批評”。
     
           本書卷一《打工文學的類型學》嘗試從類型學的角度對“打工文學”進行系統梳理,理清關于“打工文學”的一些認知問題,可以驗證類型理論和類型批評原則的有效性,為文學類型理論的建構提供經驗和證據,還可以更深刻和更公允地評價“打工文學”的文學價值和社會意義。類型學中的“類型”是指具有某種通約性特征的文學要素。類型是一組時間上具有一定歷史延續、數量上已形成一定規模、呈現出獨特審美風貌并能在讀者中產生相對穩定閱讀期待和審美反應的作品集合體。文學類型中那些具備相當的歷史時段、具有穩定的形式和內涵樣貌、具有一系列典范性作品的文學樣式叫做“類型文學”。文學類型的區分在文學話語中是不可或缺的,美國批評家韋勒克在《文學理論》中認為:“文學類型史無疑是文學史研究中最有前途的領域。……不管浪漫主義時期如何把文學類型之間的界限弄得模糊不清并引入許多混合形式,低估類型概念的影響力仍然會是一個錯誤,而實際上,這種影響力甚至在最近的文學史中仍在發生作用。”1在不同歷史時期,文學作品被劃分為許多類型,劃分的標準也是五花八門。每一文學類型都有一套基本的慣例和代碼,它們隨著時代而變化,但又通過作家與讀者之間的默契而被雙方接受。
     
           “打工文學”的類型問題不僅是一個名稱的問題,因為一件文學作品的種類特性是由它所參與其內的精神方式和審美方式所決定的。目前,評論界在對“打工文學”概念的認識上存在較大差異,對其進行任何精確程度的界定都極為困難。什么是“打工文學”,就像什么是“文學”一樣,這個起點性的問題實際上是最難回答的終極性問題,卷一《打工文學的類型學》只能對這個問題做出嘗試性的回答。一般而言,“打工文學”屬于按題材分類的文學類型,但題材并不是劃分它的唯一依據。不同的作家,甚至同一位作家在不同時期對打工題材的處理結果,往往存在著天淵之別。“打工文學”其實是一個非常龐雜的文學類型,任何簡單的定義都將是不準確和不全面的。“打工文學”可以細分出許多文學類型,細分后的文學類型所存在的區別不僅僅在題材上,而且是文體與形式上的差異。在卷二《打工小說的文本細讀》、卷三《打工詩歌的精神譜系》、卷四《打工散文的話語分析》中,我將“打工小說”“打工詩歌”“打工散文”進行分別論述,是因為考慮到不同文學體裁的存在方式,需要強調以“以文學為中心”的內部研究。因為在文學內部,不同體裁之間的差異甚至比文學與非文學的差異還大,敘事類作品和詩歌作品的特征就很可能互不相關。考察不同體裁的“打工文學”作品,批評家所依據的批評原則存在重大或微妙的差別。除了文體上的區分外,“打工文學”還可以細分出更多的文學類型,讓我們從多方面尋找到文學的可能性與豐富性。根據“寫什么”或“怎么寫”的標準劃分,“打工文學”可以細分出“通俗文學”與“純文學”,“打工小說”可以細分出“先鋒小說”、“后現代小說”、“留守小說”、“回鄉小說”、“工廠小說”、“流浪漢小說”等等,“打工詩歌”可以細分出“先鋒詩歌”、“口語詩歌”、“留守兒童詩歌”、“后鄉土詩歌”、“城市詩歌”等等,這種細分研究能引起我們對文學的內在發展和審美原則的注意。分辨率越高,觀察到的圖像越是精密。理論的意義上,分辨率的提高是無止境的,最終突顯的是個體的價值和意義。對不同的人來說,文學意味著不同的事物。事實上,“打工文學”不只是一種單一的文學,這意味著“打工文學”能連續不斷地打破批評家預備套在它頭上的種種程式和理論。 
     
           對“打工文學”進行類型學研究需要不斷地在各個層面去尋找文學的共性和個性,在這一特定的文學發展的來龍去脈中提出關于種類和組成它的獨立單位之間、一個類別和多個類別之間的關系。卷五《打工文學的互文性建構》,梳理了中國近現代文學與世界文學對“打工”的敘述,論證了中國當代“打工文學”不過是對前文本的復歸、修正、位移與重構,重點研究了“打工文學”與歐美文學的互文關系。第四章《打工文學的類型融合》,分析了“打工文學”在類型融合的語境下所呈現出的豐富面貌和可能性,把握文學類型的共性及演變規律。第九章《打工小說的尋根意識》,對“打工小說”與“尋根小說”進行了互文性解讀。第十二章《從知青詩人到“打工詩人”的境遇關懷》,對“知青詩歌”與“打工詩歌”進行了比較研究,這兩類詩歌也存在著互文領域。第七章《打工小說的死亡敘事》中,論證了戴斌的小說《深南大道》與卡夫卡的小說《城堡》有著相似的結構和主題模式。按照哈羅德·布魯姆的說法,先驅的影響,無疑造就了后來者幾乎無法克服的焦慮。由此可見,互文性對理解“打工文學”作為一種文學類型的重要性。互文性意味著一個文本固定的界限被打破,所有文本都被置于一個龐大的、密密麻麻的文本網絡中。“打工文學”的每一種表達,都是眾多聲音交叉、滲透和對話的結果,脫離不了所謂的淵源或影響的痕跡。在“打工文學”的很多作品里,也都能識別出文本與某些先驅文本的交織關系。這表明,“打工文學”不是一個孤立的研究對象,而要把它置于整個文學關系中,從宏觀上把文學視為一體,達到對文學總體輪廓的清晰把握。因此,如從“打工文學”寫作中提升出能夠詮釋其本質、特征和問題的理論話語體系,所依賴的理論場應當由多重話語力量構成。每一種研究方法都有自己的洞見和盲區,任何單一的研究理路,都可能局限對“打工文學”豐富的美學和文化經驗的觀照視域。
     
           對“打工文學”的研究需要我們面對理論的“復數”形態,盡力傾聽理論的“多聲部”奏鳴,極力取得“多方位”參照,以此擴充和豐富對“打工文學”多層化內涵的理解。對“打工文學”的研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切入。不同的視界可能會形成不同的視像。任何一種視界都不能無視文學交流中其它方面的維度。在對林堅小說《別人的城市》的文本細讀中,我采用了不同的理論視角:運用形式主義理論,分析了小說的敘事策略;運用了馬克思主義批評方式,分析了小說的社會歷史語境;運用了結構主義批評范式,指出了小說用以建構意義的符碼。對這篇小說的解讀,還涉及到了后現代主義、女性主義、全球化及同性戀等理論領域。從歷史話語與文體學融會的雙重角度切入,或許就可以做到從形式到內容的層層剝筍式的整體研究,從而有效地打通內容與形式、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的界限。我一直質疑兩類“神話”批評方式,即只從文學與社會歷史關系確定文學價值的外部研究,和局限于作品內部的符號結構來挖掘文學意義的內部研究。我反對那種忽視文本形式的純粹的“外部研究”,也反對極端形式主義對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等外部因素的敵視。面對“打工文學”,既要警惕“庸俗社會學”研究,也要提防“庸俗形式學”企圖把社會文化從文學藝術的領域中驅逐出去。“庸俗社會學”和“庸俗形式學”令人反感的原因是“庸俗”而不是“社會學”和“形式學”。任何一種文學研究方法都沒有天然的對“庸俗”的免疫力,各種研究方法也不存在高低優劣或者先進落后之分。選擇哪一種方法并無一定成規,重要的是力圖解決問題。回到對“打工文學”的考察上,我不愿意僅僅停留在“內部研究”還是“外部研究”這種簡單的二元對立上。“打工文學”的意義,不是單純的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能夠解釋清楚的。研究“打工文學”,所謂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已經是一個相當成問題的區分,或許已經到了摒棄這種區分的時候。文學中“內”與“外”的關系既非生硬的拼湊,也非簡單的反映,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們互相滲透和包容。解決“打工文學”內與外的關系,要將它的自律形式和社會歷史置于同質異構的文學場空間中,實現形式和歷史的有機交融,避免某一本質主義思路對意義的執著和遮蔽,“打工文學”的價值將得到更好的凸現。這要求批評家保持對當下生存和語言的雙重關注,兼顧社會文化闡釋與形式分析方法,把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有效溝通起來,讓研究兼容具體歷史的真實性和文學問題的專業性,從而將各種維度均衡地結合在一起,將歷史批判、人性剖析與藝術想象、形式創造融為一體。
     
           文學,不是對世界的單向楔入,它在綜合了經驗、思辯、情緒、語言和其他意識原則以后,已經作為一個整體。文學的整體觀是我所期待建構的一種批評范式。所謂的整體觀,就是以一種整體的眼光來重新打量這個世界。文學的整體觀,不獨尊某種理論,而主張打破學科的界限和理論的疆界。任何一種理論都不是萬能的度量衡,不是思想源,而是一種向度,一種角度,一種闡釋方式和價值視野。實現文學藝術整體觀的關鍵,就是要把文學藝術從單維度向多維度推進,使之具有豐富的話語方式、精神向度和意義空間。而真正的“文化研究”,實際上是實現這種整體觀的一種愿望一種努力。馬克思主義批評家詹姆遜認為,文化研究是一種愿望,探討這種愿望也許最好從政治和社會角度入手,把它看做是一項促成“歷史大聯合”的事業,而不是理論化地將它視為某種新學科的規劃圖。2我的這本書在某種意義上屬于“文化研究”范疇,文化研究作為一種整體性的批評視角被引入。
     
           “文化研究”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英美學界興起的一股學術思潮和一套批評實踐,它借鑒和糅合了文學、史學、哲學、社會學、人類學、倫理學、政治學等學科的研究路徑和理論視角,在這樣的交叉研究中,文學藝術僅僅作為文化許多能指實踐活動的形式之一。文化研究中的一項主要任務是分析和解釋文學及其它藝術領域之外的事物和社會實踐活動,具體說明產生文化現象的所有形式,并賦予它們以社會意義、話語模式和相應價值。現代文化研究的先驅之一是以大眾和工人階級模式的文學藝術為研究對象的英國新馬克思主義學派,該學派把文學藝術作為整個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薩特在《辯證理性批判》中指出,“馬克思主義非但沒有衰竭,而且還十分年輕,幾乎是處于童年時代;它才剛剛開始發展。因此,它仍然是我們時代的哲學;它是不可超越的,因為產生它的情勢還沒有被超越。”3馬克思創作《資本論》的時候,生產的資本主義模式還處于相對較早的發展階段。今天,在蘇聯解體和資本主義擴大到全球新地區之后,它已經成為全球體系,正在入侵和改變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這種形勢下,馬克思的理念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貼近現實,馬克思主義在作為揭示文學作品的潛在的社會和意識形態含義的一種方法時也最能顯示出它的優點。英國新馬克思主義學派所開創的“文化研究”,深刻地影響了馬克思主義文論的闡釋和建構,對研究“打工文學”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一般認為,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鄉村與城市》、《漫長的革命》,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理查·霍加特的《識字的用途》等,是英國“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它們為早期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思想資源和批評范例。
     
           雷蒙德·威廉斯在《漫長的革命》與《文化與社會》中,從情感結構入手,對19世紀的英國社會展開全面文化分析,其中包括他對這一時期工業小說的精彩解釋。他論述的英國“工業小說”,與當代中國“打工文學”有著相似的歷史文化語境。在《鄉村與城市》中, 雷蒙德·威廉斯將英國十九、二十世紀的文學史當作一種城鄉研究,詮釋鄉村田園文學模式如何轉變為都市文學模式,引出了大量關于文學、政治和歷史的非常復雜的問題,這一研究理路對于當下的“打工文學”研究同樣具有啟示性。本書第十章《從鄉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記》、第十四章《兒童視域里的后鄉土世界》等篇章,都從城鄉經驗維度展開評述。與威廉斯所研究的城鄉相比,中國當代的城鄉具有更加復雜的文化特征。隨著幾億農民工進入都市打工并且形成大規模的流動,城市空間已經和邊遠城鎮、農村的空間交錯融匯,并且在網絡的虛擬空間對照映射下構成多種空間關系。前現代、現代與后現代文明以并置狀態呈現在城鄉中國面前,這使得城鄉中國的生活與經驗非常復雜。在鄉村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在遭遇現代性沖突時,城鄉中國所呈現出來的矛盾與張力,在全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在當代中國特殊的城鄉社會生態中,不同文化群落之間的差異、矛盾和沖突一直是“打工文學”寫作所關注的突出問題。“打工文學”是從鄉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記,讓我們對城鄉中國的現實、困境及心靈需求有了真正的思考與了解。“打工文學”這種文學類型的出現,不僅意味著傳統的“鄉土文學”發生內在轉變,還大大豐富了單薄的“城市文學”,是“城市文學”的必要補充。 
     
           當代中國的城市化進程特點之一是在極短時間內大量鄉村人口爆發式地涌入城市,而與此同時城市仍然以戶籍等手段頑強地堅守著原住居民與移民之間的身份壁壘。打工族群的離散和聚合,形成了當代社會文化非常復雜的“散存結構”。流散現象是近百年來全球化進程的必然產物,這種現象的出現造就了“流散文學”的誕生。鄉愁,及與此直接相關的流散感、放逐感和認同危機、身份焦慮,幾乎是所有背井離鄉的打工者的共有情結,也是“打工文學”的一個重要母題。“打工文學”也是一種“流散文學”,具有離散美學的特征,是中國當代流散文化的一個重要鏡像。作為“流散文學”,打工者的身份認同問題,是“打工作家”最為關切和最受困擾的問題,也是觸動他們情感的最為敏感的按鈕。無論是在“文化研究”中,還是考察“流散文學”或“打工文學”,“身份認同”都是一個重要關鍵詞,其顯著特征可以概括為一種焦慮與希冀、痛苦與欣悅的主體體驗。“打工文學” 的本質在于描述打工者的生存經驗,是來自底層內部的身體敘述,是身份未定者的文學,也是持續追求歸屬和無窮追問身份的文學。“打工文學”是打工者生存經驗和精神體驗的感性化表現,是形塑族性記憶的重要文化想象場域和美學形式。本書中的很多篇章都分析了“打工文學”中的身份認同問題。“打工文學”的身份認同問題,關乎幾億中國人的現實生存境遇和文化境遇,它既與城鄉中國的社會變遷相關,也與特定的政治文化生態存在密切聯系。身份認同問題表明了“打工文學”蘊含著值得進一步探究的意義空間,至少,它為我們把握當前中國的復雜思想狀況和現實境遇,提供了一條別樣的認知路徑。
     
           “身體”也是“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關鍵詞,“身體”在“打工文學”中的位置與意義比“身份”更為重要。“打工文學”的形式史、經驗史、意象史,“打工文學”關于身體的大量書寫,為當代中國文學的經驗體系增加了新的內涵。尼采說:“決定民族和人類命運的事情是,文化要從正確的位置開始——不是從‘靈魂’開始(這是教士和半教士的迷信);正確的位置是軀體、姿勢、飲食、生理學,由之產生的其余的東西……所以希臘人始終懂得,他們在做必須做的事;蔑視肉體的基督教則是人類迄今為止最大的不幸。”身體的現實在“打工文學”的語言中建立起來,“文化要從正確的位置開始”才會真正實現。“打工文學” 最初的創生就與身體性建立了直接的關系。人的身體首先即被編織進社會網絡。人們其實都是以身體的存在直接與社會打交道的,人的身體與社會機制互相重構,身體其實是多種社會和歷史因素合力規約的結果。一些優秀的“打工文學”關注的正是生命的肉體層面與文學的隱秘聯系,特別是一些“打工詩歌”作品,幾乎達到了身體與詩的同構,是生命詩學在思想內核上對自我本體的回歸。在第十三章《身體的真相》中,我對“打工詩歌”中的身體書寫進行了系統探討。“打工詩歌”中所體驗的身體、所顯現的血色、所跳動的脈搏、所痙攣的靈魂、所扭結的肉感、所顫抖的神經,以及從生命的深淵處傳來的沉重回聲,既是生命詩學的思想起點,也是生命詩學的意義終結。無論是“打工詩歌”,還是“打工小說”“打工散文”,都起源于個人化的感知世界而非公共事件和公共話語。在第十六章《打工散文的身體修辭》與第十八章《一種有聲音的寫作》中,我分析了“打工散文”所承載的身體感受和生命體驗。一些“打工小說”,如戴斌的《深南大道》等文本也極力描寫人物的身體感受和身體反應,身體與人的異化、價值理想、終極關懷等問題交織在一起。優秀的“打工文學”文本,在表達生命的體驗和生存的感受時,從來都沒有脫離身體。“打工文學”潛入每個具體的、肉體的生命個體的“內部”,撕開了外在的工具理性、權力、物質化的話語遮蔽,敞開了人的存在的真實境遇。正如馬克思主義批評家伊格爾頓所言:“正是肉體而不是精神在詮釋著這個世界。”4“打工文學”密切地關注并緊緊地抓住了“肉體”,也即在審美上抓住了“本體”。審美處理的對象是人類感性領域,美學的原初意義是關于感性的學科,“美學是作為有關肉體的話語而誕生的”,5“打工文學”也是作為“肉體的語語”而誕生的。有身體的寫作是一種有感覺的寫作,有活力的寫作,有第一性的寫作。一些“打工作家”在寫作的第一現場,用“我”這個活生生的、有感覺的身體來面對事物和經驗,寫出自己的真實感受。身體感覺是較少異化的領域,身體的感覺才是真實的感覺,身體的經驗才是真實的經驗。正如伊格爾頓所說:“馬克思是最深刻的‘美學家’,他相信人類的感覺力量和能力的運用,本身就是一種絕對的目的,不需要功利性的論證。”6“打工文學”的最大貢獻,是它發現和重塑了那些被遮蔽的身體,開拓了底層世界的感覺領域。 
     
           “打工文學”最寶貴的是一種固有視野外的身體經驗呈現和一種生命意識、感性的覺醒。生命體驗是決定作家、藝術家能否構建一個獨特的精神世界的關鍵所在。強調寫作的存在感和精神性,強調藝術與生命經驗的關系,對于豐富中國當代作家的文學維度,有著不可忽視的價值。在《文化與社會》一書里,在關于新批評派代表人物瑞恰茲的論述中,雷蒙德·威廉斯指出:“從根本上講,藝術家的重要性在于,他比普通人能夠體會到更為廣闊的經驗領域。”7“審美主義者獨處在一個充滿敵意的環境中,接受和組織著自己的經驗。”經驗與真理相對,與理論相對,最終是與文化相對,經驗性的寫作是一種非文化性的寫作。在“打工文學”寫作中,“打工詩人”寫的“打工詩歌”所取得的藝術成就最大,“打工作家”寫的“打工散文”也明顯優于其他作家寫的打工題材散文,但在“打工小說”寫作上,“打工作家”似乎略遜一籌。在“打工作家”王十月的中篇小說《國家訂單》榮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之前,鬼子、邵麗等作家的“農民工”題材小說早已榮獲該獎。這種寫作格局的形成,可能是因為小說是虛構藝術,詩歌是體驗藝術,散文也強調對親歷性經驗的重視,“打工詩歌”的藝術形式與“打工詩人”自身內在的生命體驗是一致的,體現了詩人對形而下現實生存和形而上生命存在的觀察和思考。“打工文學”得以成立的根本不僅是題材,還有經驗以及經驗形式。經驗與人有關、與身體有關、與所有的感官有關,與一種未知的秘密有關。“身體”雖然是“文化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領域,但在經驗和體驗的層面上身體卻呈現出了“反文化性”。最高層次的藝術體驗是排除了“文化”左右的終極生命體驗的邊緣之地。藝術的理想就是與生命意識的切近。在我看來,文學便是生命經驗的結晶體,是作家對自己生命經驗的藝術呈現。而這樣的生命體驗往往與“文化”無關。藝術在文化中沒有意義。藝術體現人類精神的本質性,而文化體現人類精神的工具性。許多人誤以為藝術就是文化的載體,結果把藝術變成文化、政治的解釋或定義,把藝術的本質完全扭曲了。一個作家如果受到固有“文化”的規訓,就會扭曲生命內在的體驗。美國新歷史主義批評家格林布拉特認為,文化“是一種物質產品、觀念和處于束縛、接納、聯合狀態的人們進行協商的特定的交易網絡”。8“作家正是破譯這些密碼的專家,是文化交易的行家里手”,但作家也容易被這些密碼所控制,“在商談和交易的隱秘處”,甚至會壓抑、脫離、篡改自身的生命經驗,讓有血有肉的身體變成“文化的身體”和戴上面具的身體。在第一章《作者與文本的悖論》中,在討論“經驗作者”時我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考察和分析。
     
           “打工文學”是沒有經過文化暴力作用的、不戴面具的寫作,它的“反文化性”,恰恰使其建構了文學形式與社會意識形態的隱秘關系,成為時代的一具文學標本,獨具社會發展史上人類文化學的價值和意義。伊格爾頓用“審美意識形態”的概念來解釋文學與社會政治的關系,他在“肉體政治”的意義上討論“文化政治”的問題。伊格爾頓認為:“對肉體的重要性的重新發現已經成為新近的激進思想所取得的最可寶貴的成就之一”,他愿意為這一“時髦的主題”進行辯護,希望從這一新的取向來擴展探索問題的路徑,即“通過美學這一中介范疇把肉體的觀念與國家、階級矛盾和生產方式這樣一些更為傳統的政治主題重新聯系起來”。9伊格爾頓的方式是通過身體的審美來處理政治問題,“打工文學”實現了這樣的審美聯結。“審美只不過是政治無意識的代名詞:它只不過是社會和諧在我們感覺上的記錄自己,在我們的情感里留下印記式的方式而已。美只是憑借肉體實施的政治秩序,只是政治秩序刺激眼睛、激蕩心靈的方式。”10“生產藝術品的物質歷史幾乎就刻寫在作品的肌質和結構、句子的樣式或敘事角度的作用、韻律的選擇或修辭手法里。”11從“文化研究”的角度看,“打工文學”不只是單純的審美活動,而且包含著復雜的社會文化意蘊。要更有深度地理解“打工文學”,就必須把它放到歷史的框架里去。對“打工文學”的批評常常雜糅了政治理論、哲學思辨、歷史研究、心理分析、社會學資料、人類學考察等話語傳統和論述方式,這些話語系統都是確認“何為文學”的參照坐標。雖然文學研究有其特殊的規則,但在擺脫了庸俗化工具化之后,社會歷史的批評方法在今天的文學研究界正在重新發揮其重要功能。批評家沒有理由忽略文學文本與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諸因素或隱蔽或明顯的復雜關系。在更加開放的“文化研究”領域中審視與詮釋打工文學的書寫意義及其美學呈現形式,應是我們拓展“打工文學”批評空間的一個有效路徑。
     
           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在國內,“文化研究”都招致過許多非議。其中最普遍的一種譴責是:文化研究放棄或強烈鄙視美學價值的任何標準。以“文化研究”為代表的文學外部話語體系,其興趣和選擇對象一般不是根據美學的標準為基礎的,極易忽視文學的審美價值。  “文化研究”在給中國文學研究帶來活力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負面影響,一些“文學研究者變成了業余的社會政治家、半吊子社會學家、不勝任的人類學家、平庸的哲學家以及武斷的文化史家”(布魯姆語)。這樣的負面影響與“文化研究”本身無關,與文學研究者審美能力低下有關。實際上,文學藝術的社會性和文學藝術的審美性永遠都是相輔相成的。在《近代文學批評史》的后記中,韋勒克肯定了雷蒙德·威廉斯“敏感地研究了文學的社會含義和影響而又沒有忽視文學的美學功能”。12 雷蒙德·威廉斯自己也多次強調:“藝術批評和社會批評從來在根本上就是互相聯系的,這并不是因為它們如影隨形,而是兩者都是一種基本信念在某個特定方向上的應用。”13有意義的“文化研究”從來都不拒絕文學藝術的美學功能,甚至還會強化這種功能。 
     
           “打工文學”與社會、歷史、政治、文化大有關系,其本體形式是文學之為文學的存在理由,文學應該維持自身的問題邊界,文學的志向并非僅僅成為普遍社會關切的一個注腳。從“文化研究”的角度看,“打工文學”與外部世界的多種聯系得到了廣泛的關注,甚至得到了更深入的探索。但這并不意味著放棄文學形式的“內部研究”。相反,文學形式的“內部研究”也被納入了這種視野。“有意味的形式”畢竟是將文學作品與其它一切作品相區別的本質屬性。文學作品的審美形式是人們辨認它們的內在含義的唯一科學根據和可靠信息。“打工文學”中的歷史印跡是文學的,而不是某種社會記錄,作家的生命體驗與生存經驗在文學文本里得到確定。文學不僅旨在表達思想與感知,不僅只在呈現感知事態的經驗語境,它更悉心于話語如何正在生成這種思想與感知。事實上,一些優秀的“打工文學”文本都是通過充分藝術化的技巧被創造出來,一些優秀的“打工作家”都與語言締結了秘密契約,他們的寫作是語言問題的呈現與揭密。“打工文學”首先是文學,而不是別的東西。對“打工文學”進行本體研究,不僅可以依賴歐美“新批評”等批評流派,還可以借鑒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對文學審美形式的研究成果。
     
           馬克思主義批評家馬爾庫塞在《審美之維》中強調:“摒棄審美形式就是放棄責任,它使藝術喪失掉形式本身,而藝術正是依賴形式。”14馬爾庫塞并不反對藝術中有政治潛能,也不反對藝術的社會政治功用,但是,他認為,藝術的政治功能是來自于藝術有成功的“審美形式”。他把“審美形式”置于藝術和審美的中心地位,認為藝術和審美中的一切都離不開審美形式。“所謂審美形式,是指和諧、節奏、對比等性質的總體,它使得作品成為一個自足的整體,具有自身的結構和秩序(風格)。藝術作品正是借助這些性質,才改變著現實中支配一切的秩序(風格)。”15“‘審美形式’是把一種給定的內容(即現實的或歷史的、個體的或社會的事實)變形為一個自足的整體(如詩歌、戲劇、小說等)所得到的結果”。16馬爾庫塞所言的“審美形式”不再是傳統的內容與形式相對立的單純的結構關系,而是一個內容與形式相結合的統一的整體結構。“藝術的政治潛能在于藝術本身,即在審美形式本身,藝術通過其審美的形式,在現存的社會關系中,主要是自律的。在藝術自律的王國中,藝術既抗拒著這些現存的關系,同時又超越它們。”17“文學并不是因為它寫的是工人階級,寫的是‘革命’,因而就是革命的。文學的革命性,只有在文學關心它自身的問題,只有把它的內容轉化成為現實時,才是富有意義的。因此,藝術的政治潛能僅僅在于它自身的審美之維。藝術同實踐的關系毋庸是間接的、存在中介以及充滿曲折的。藝術作品的政治性越強,就越會弱化自身的異在力量,越會迷失根本性的、超越性的變革目標。從這個意義上看,波德萊爾和蘭波的詩歌,較之布萊希特說教式的劇作,反而更具顛覆潛能。”18馬爾庫塞還引用本雅明的一句話強調文學的本質特性:“只有當一件文學作品以文學標準看是正確時,才可以認為它的傾向在政治上是正確的。”19研究“打工文學”必須注意到,面對的研究對象是文學,必須合理判斷文本的審美價值,必須對文學特有的本質加以辨認,文學存在的合法性一定要依據文學內在的自身標準加以說明。在本書的寫作中,在對研究對象的選擇上我一直堅持著自己的審美標準,對那些不能在我心中產生審美體驗的作品,不管作者是誰,不管發表在什么地方,一律舍棄。文學研究不能回避“評價”這樣一個基本問題,對文學作品本身作出評價是批評家的責任。文學的本質只能在文本自身,對“打工文學”的研究,在某些時候必須斬斷作品與作者的關系。對一些“打工文學”精品的研究,我采用了英美“新批評”被稱之為“細讀”的批評方式,一些篇章帶有形式主義批評的明顯特征。當然,對“打工文學”的細讀,必須打破“內部研究”的界限,根據意義生成的不同模式,從不同角度去尋找文本的意義。所挪用的各種理論資源及研究方法,彼此間要不斷地進行形式多樣與內容豐富的博弈。我期望在這種博弈中建立一種更完善的“文化研究”,在形式批評與歷史批評之間達到一種平衡。形式批評與歷史批評不是構成了一種互相否定,而是構成了一種互相補充。   
           綜上所述,無論從“文化研究”的角度看“打工文學”,還是從“打工文學”的角度去反觀“文化研究”,都要有豐富的維度,都要有一種文學藝術的整體觀。在美國,“文化研究”的興起主要根植于被稱為“新歷史主義”的文學和文化批評模式中。美國新歷史主義奠基人格林布拉特在《通向一種文化詩學》中分析了審美文學與歷史文化語境的交互關系,并在文章中透露,他采用具有包容性、關注文學整體的“文化詩學”這個術語可以追溯到他所遇到的學術束縛。他解釋說,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他在伯克利的一次演講中,一個學生憤怒地站起來要求他承認:他是一個形式主義者還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次事件之后,格林布拉特把他的研究定義為“文化詩學”,這就含蓄地拒斥了那個學生非此即彼的說法,并質疑了物質文化和表達形式之間、政治和美學之間假定的對立關系。因此,新歷史主義趨于對一種對立關系提出挑戰。如今新歷史主義理論和批評都已經成為歷史,但是它所帶來的方法和視角的變更仍然影響著今天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根據格林布拉特的定義,“文化詩學的中心考慮的是防止自己永遠在封閉的話語之間往來,或者防止自己斷然阻絕藝術作品、作家與讀者生活之間的聯系。毫無疑問,我仍然關心著作為人類特殊活動的藝術再現問題的復雜性。” 20同樣,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與社會》結語中強調:“在體驗某種文化的時候,它總是部分未知、部分未實現的。共同體的創造總是一個探索的過程,因為意識不可能先于創造,對于未知的體驗沒有公式可循。” 21沒有對問題復雜性的充分認知,任何一位批評家都無法深入存在的領域。除了威廉斯和格林布拉特這樣的“文化研究”學者之外,其它派別的理論家也都有這樣的整體觀。即使是歐美“新批評”,也是形式與內容“兼治”的,不是單純的“形式主義文論”。結構主義批評家弗萊曾把自己的原型批評理論看成一種“向后站”的理論:欣賞一部作品就像欣賞一幅畫,不僅要站到跟前研究其各種細節,也要“向后站”從大處著眼,在一個更廣闊的視野范圍內考察文學作品的構成。弗萊看到了文學作品之整體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具有各種各樣的“兩極”。波蘭理論家茵加爾登更認為“文學作品是一種層次構造”的復調結構,“在每一層次中都構成帶有各自所從屬的層次特色的一些審美價值屬性。”  22韋勒克發展了茵加爾登的文學理論,他始終強調文學是一個復雜的、多層次的藝術整體。一部文學作品的“內容”,在一個層次上是技巧、形式或語言,在另一個層次上是人類的行為經驗,在又一個層次上是人類的思想和態度。每一個層次都在整體中起作用,在最理想的情況下,這一整體達到一種多音的和諧。對“打工文學”的分析方法要著眼于更加復雜的一些問題,如文學的存在方式、層次系統和內部各種因素相互之間的復調式的聯系,“打工文學”需要一種整體觀察,需要一種綜合不同立場、觀點和方法的辯證批評。同樣,對“文化研究”的認識,我們同樣需要這樣的整體觀。
     
           注釋:
           1 [美]勒內·韋勒克:《文學理論》,劉象愚、邢培明、陳圣生、李哲明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313頁。
           ②參見《詹姆遜文集》第3卷《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識》,王逢振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1頁。
           ③[法]薩特:《辯證理性批判》(上),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28頁。
           456⑨10 [英]特里·伊格爾頓:《審美意識形態》,王杰等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231頁、第1頁、第197頁,導言第8頁、第27頁、第114頁。
           11[英]特里·伊格爾頓:《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歷史中的政治、哲學、愛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頁。
           713 21[英]雷蒙·威廉斯:《文化與社會》,高曉玲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年8月第1版,第263頁、第147頁、第345頁。
           ⑧ 20[美]格林布拉特:《通向一種文化詩學》,見《現代西方批評理論》,趙毅衡等編著,重慶大學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
           12 [美]勒內·韋勒克:《近代文學批評史》(中文修訂版)第6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第517頁。
           141516171819[美]馬爾庫塞:《審美之維》,李小兵譯,三聯書店1989年第1版,第242頁、第152頁、第211頁、第203-204頁、第206頁、第243頁。
           22參見勒內·韋勒克《近代文學批評史》(中文修訂版)第7卷第17章《波蘭批評》,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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